魏徵和魏征是同一人吗 唐太宗为何将魏徵比作明镜？

魏徵深信，明君、暗君的区别，不过在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魏徵劝谏太宗，小到他的生活起居，大到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可谓无所忌讳，知无不言，随时压抑太宗过分的欲望，纠正他的过失。太宗曾经感慨地对魏徵说：“你所劝谏我的，前前后后有两百多件事，如果不是你以至诚之心为国，哪能做到这样呢？”

简单举一个例子：贞观十二年（638年），四十一岁的唐太宗添了一个皇孙，在东宫宴请五品以上官员。席间，太宗对魏徵大加赞扬。他说：“贞观以前，跟着我打天下的人，立功最大莫过于房玄龄；贞观之后，尽心于我，时时进献忠言，安国利民，乃至于成就我今日功业者，那就要数魏徵了！”过了一会儿，太宗又问魏徵，“近来所行得失政化，与往年比怎么样？”

按理说，正当嘉庆宴会，太宗春风得意之际，而且他几分钟前才狠狠表扬了自己，怎么着也得卖个面子吧？但魏徵毫不犹豫，当头就给太宗浇了一盆冷水：“如果要说行德义而使民心悦服，现在远不如贞观初年！”

接着，魏徵就滔滔不绝地直指太宗的错处，说他不再像早年间虚心求谏，功业虽盛，却比不上往年。结果，唐太宗由衷感叹，说除了你魏徵以外，没有人敢和我说这番话。我一定听你的，虚心改过。

除了就事论事，魏徵还常常创作长篇大论的专题论文，进献太宗御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贞观十一年（637年）所上的《谏太宗十思疏》。文中反复提醒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并详细提出十个君主需要经常考虑的问题。唐太宗非常重视这篇奏疏，向魏徵表态说要把它长期放在桌案，经常阅读，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