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唐太宗为美化玄武门之变要求史官删改国史

    君王对于皇天的畏惧，与上述对群臣的畏惧是同样的道理。出于对上天的敬畏，灾异之变也往往能使皇帝引起警觉，反省理政当中的过失，减少施政当中的失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也能容易听从臣下的劝谏，天意、人事并非截然分开。由于皇帝之所敬畏者尚有一高高在上的天（上帝），使得皇权的至高无上有了某种限制，甚至皇帝有时把自己的生命也与皇天后土联系在一起，像唐高宗临终前于洛阳所说“天地神祗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更让人觉得皇帝也不能随心所欲。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讲，皇帝权力的至高无上，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天的意志与品格。也就是说，敬天思想的深入人心，使皇帝权力更加牢固，皇帝在郊天祭祀及封禅大典中的独特身分，使其权力与人格进一步地被神圣化与神秘化。“上畏皇天”的实质，与其说是对皇权行使的限制，毋宁说是使皇权更加神圣化。

    除此之外，由于皇帝较多注意身后在历史上的地位及评价，所以在施政理政过程中和日常生活中也能有所节制。因此，修史制度对皇权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注重修史与秉笔直书，是我国古代的优良传统。按照古礼，设左史、右史，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隋唐时期，设起舍郎与起居舍人，职当左、右史之责，国家又设史馆，宰相往往监修国史，修史工作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史官责任感较强，工作独立性较大。像所修起居注、实录、国史以及时政记等，都对君主具有规诫警示作用。

    皇帝要想在青史留下好的名声，必然要注意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有所检点，做到谨言慎行。既然起居注、国史等所载会影响君王千载之后的声誉及评价，皇帝对于所载内容则是十分敏感的。唐太宗因为系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储而立，所以，即位后顾虑史官对此事的记录，多次提出要看一看国史的记载，但分别为朱子奢、褚遂良等人拒绝，最后亲信房玄龄只得顺旨，删削国史成实录进呈。因见所载玄武门事变之事“语多微文”，恐怕后世究其真相，于是以周公诛管、蔡而安周室为例相类比，要求史官重写，并美其名曰应当“改削浮词，直书其事”。唐太宗为了自己能在后世留下一个好形象，不惜一改帝王不亲观国史的旧例，殊不知，他此举颇获讥于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