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唐朝政府行为对唐人饮茶习俗的影响

　　这种层层盘剥的政府行为一方面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贪婪，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茶叶市场的巨大。如果没有利润的吸引，茶叶商人是不会如此辛苦地进行茶叶贸易。

　　由政府专营到税收政策的多样化唐文宗时，大和八年（834年）九月，郑注以榷茶富国之术向皇帝进言，并得到皇帝的肯定。“以富人之术，乃以榷茶为对。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16) 王涯上任后，不仅规定由国家专营茶叶的焙制与贸易，而且茶树也要由国家专门种植，禁止私人种植。“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旧有贮积，皆使焚烧。”(17) 但是这种政策招致天下人的反对，不到半年，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便取消了这种不合理的专营制度。一个月以后，令狐楚又上疏奏请实施“惟纳榷之时，须节级加价”(18)的新税法，即将茶叶分成几个等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税收价格。这种“节级加价”之法，因危及到社会消费群体的利益，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不久也以失败而告终。

　　开成元年（836年），中书侍郎李石执掌茶法，“以茶税皆归盐铁，复贞元之制”即“十税一”。(19) 虽然这次茶叶的税率与前代相比是降低了不少，但是国家的整体茶税收入却大大增加了，“至年终所收，以溢额五千六百六十九贯，比类盐铁场院正额元数加数倍以上”(20)。

　　这些政府措施的实施对唐朝茶叶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是社会大众对茶叶消费需求的增多与政府专营机制下茶叶供应相对紧张的矛盾；二是商人与政府争夺茶叶市场利润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私人贩茶行为的盛行，有些茶贩甚至拥有私人武器，周游于河湖江面，和政府对抗，以获取茶叶暴利。大中五年（851年），杜牧上书皇帝曰：“凡千万辈，尽贩私茶，亦有以聚徒党”，“更有江南土人，相为表里”，“村乡聚落，皆有兵仗，公然作贼。”(21) 虽然这种局面的产生和当时唐朝政府中央集权的衰落和地方藩镇割势力的强大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也反映出茶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茶利的巨大。随着私人贩运茶叶队伍规模的扩大，唐政府不得不采取制定法律措施遏制这种贩运行为：“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22) 尽管唐政府制定了严酷的法律条文来阻止私人贩卖茶叶，但是，到了后来，竟然出现了官吏和茶商结合贩卖茶叶的局面，“兴贩私茶，群党颇众，场铺入吏，皆与通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