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为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其次，这些官员虽然不是儒生出身，但是他们或者在道德品行上有上乘的表现，不悖于儒家的价值观；或者努力向学，向儒家价值观靠拢。前者如石建、石庆为人笃实，汲黯、卜式为人质直，韩安国、郑当时为人忠厚。后者最典型的是张汤，本出身文法吏，但是，自从知道部下倪宽以经书判案狱，得到汉武帝的肯定，张汤“由是乡学”，重用倪宽帮助自己“以古法义决疑狱”。

总之，汉武帝的所谓“独尊儒术”，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倡导，统治秩序的构建，社会行为的规范，即所谓“教化”的功能。为了将这种意图贯彻下去，必须有制度化措施，作为保障和驱策工具。于是，就有了太学和博士弟子员的设置，有了征辟、察举的入仕途辙。然而，在实际的治国理政操作中，汉武帝是非常务实的：“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可以这样说，就仕进渠道而言，朝廷并不崇尚法家和纵横家；另外一方面，在实际人才选拔中，又是不拘一格，注重实际干才。这样就出现了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这里并不矛盾。尊崇儒术，是道、是经，悉延百端之学，是术、是权。不变的原则（经或者道），与变化的世界，难免有不完全契合之处。于是，就要采取变通的措施和做法，这就是“权变”。

可是，外儒内法，也不能仅仅要从“道”与“术”、 “经”与“权”的角度去理解。这还涉及利与弊、时与势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