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定于民与定于一：民主建国的两个步骤

1937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机场

　　李泽厚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这个论调，表面上看起来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补充，比如他说：“‘五四’运动提出科学和民主，正是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课，又是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启蒙课。”[1]这个论述似乎表明，李泽厚以变奏论重提启蒙的事业，仍是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框架中展开的，而且，也正是通过这一点，李泽厚将他所提倡的新的启蒙事业与新文化运动的继承关系清晰地呈现出来了，因为在他的理解中，新文化运动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更重要的主题是启蒙而不是救亡。近年来有人曾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细察李泽厚的看法，可以说，关联于后文革时代的某种典型的政治反应，李泽厚正是这一主张的提出者。[2]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李泽厚的主张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颠覆，并非像其所声称的那样是一个补充。

　　在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里，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承旧民主主义革命，后启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说，必须在以社会主义革命为指向的历史目的论框架里，才能恰当地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义。然而，在后文革时代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恰恰是以抛弃这个历史目的论框架为前提的。就具体的理解而言，李泽厚的变奏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最大的差异恰恰表现在新文化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联性这个问题上，而且，这里的差异无疑还是双重的：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就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新的主体及其意识而言，在李泽厚那里是被归于人道主义启蒙的自由主体和民主意识，在毛泽东那里则是被归于无产阶级觉悟的革命主体和党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