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古国文化之谜：为什么说夜郎自大

此外，从民族学的领域切入，是解开“夜郎”古国之谜的又一突破口。因为，在夜郎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越人、濮人及少数氐羌人等，他们或是今天仍生活在贵州、云南、四川、广西一带的彝、苗、侗、布依、水、仡佬族的先民，或与这些民族的先民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近年来，通过对数以百计的古彝文典籍和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古歌、传说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从而也为我们传递来不少有关古夜郎国情况的信息。如解放后贵州毕节地区翻译的水西彝文巨著《恩布散额》及《水西制度》、《洪水泛滥史》等等中，就有关于彝族六祖后裔约在战国时期迁入夜郎地区的记载。

而对于与“夜郎文化”有关的“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以及广西壮族西部文化（特别是桂西地区古代文化）的综合、比较的研究，亦有助于克服重犯“夜郎自大”、眼界狭窄的毛病，给古夜郎研究者以新的触发和启示。因为，“夜郎文化”并不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它和这些比邻地区的文化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如，1957年在贵州赫章县可乐区辅初出土的西汉中期铜鼓上，其造型和鼓饰船纹、牛纹和羽人，就与云南“滇文化”的“石寨山式”铜鼓、四川西昌“邛都夷”地区的铜鼓、广西西林铜鼓葬使用的铜鼓，多有相似之处。

考古工作者为探求夜郎古国投入了大量心血，遗憾的是，由于未能找到夜郎王族或主体臣民的墓葬群，所以一直难以获得圆满的答案。笼罩在夜郎古国身上的重重迷雾，何时才能拨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