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子不举：宋代野蛮迷信的“计划生育”

五月初五生子不举的风俗起源已久，而且影响广泛，一度还波及上层社会。据说，宋徽宗便是五月初五出生，因此从小就被寄养在宫外。后来，他因忌惮生子不举风俗的影响，不得不将自己的生日改作十月初十，并将十月初十定为“天宁节”。

到了北宋仁宗年间，民间生子不举的现象有所蔓延。这时，生子不举已经不仅仅限于五月初五，生子不举的“子”也广泛地包含男婴、女婴在内的所有新生婴儿。南宋末，这种现象波及地区更广，影响更加深入。相传当时

农村一户人家最理想的状态是“二男一女”，如果再出现第四胎，便要溺死或扔掉。在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下，农P村家庭溺死或丢弃的女婴数量远远多于男婴，这直接导致?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一方面男子无妻可娶，另一方面拐卖妇女、女子早婚的现象日益严重。

怪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

南宋末年的生子不举，已经基本脱离了五月初五生子不举的传统风俗。从现象层面看，南宋末年的生子不举不再限于特定的时间，也不分男婴、女婴；从原因层面看，生子不举并不是因为迷信“五毒”或“子害父，女害母”，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种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般认为，南宋末年生子不举的怪现有三方面原因。首先，生子不举是农民身处贫困线上不得已的选择。南宋时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农民手中仅有的土地日益集中到士绅豪族手中。到了南宋末年，农民几乎面临无地可耕的境地。福建、两浙、江南东西等地的农村，土地原本就贫瘠，农民的生活更加悲惨。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朝廷还要征税、征兵，设立各种苛捐杂税的名目，诸如“身丁钱”、“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等，无怪乎朱熹感慨：“古来刻剥百姓的办法，本朝全有。”陷入绝境的农民只好人为地控制自家人口数量，将多生的孩子残忍地处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