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宋朝对外政策软弱求和的原因

　　首先，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即所谓：“重文教，轻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

　　具体措施，第一步是通过杯酒释兵权剥夺中央及各地节度使的兵权；第二步，派文臣到地方任职，剥夺节度使的行政权；第三步，派专人任转运使，剥夺节度使的财权。这样就初步解决了自唐后期以来的武人专横，藩镇割据的问题。进而对武将实行种种限制，如最突出的“更戍法”，时人曾这样描述它的消极作用“而又移换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军员仕伍未及识，吏民士俗未及谙，已复去矣”（张方平语），其结果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校往过正的结果是以后发展成为可笑的“恐武人症”。

　　开国之初，由于功臣宿将的存在，重文轻武政策的消极作用尚不明显。对兵力较弱的南方诸国，包括北汉，还能取得军事胜利。但在宋初的对辽作战中，就显出它的端倪了。宋太宗战前对将领赐阵图，不信任他们。所谓“权任轻而法制密”，使他们“不能奋于一战”。对于他们进行限制、牵制，最终导致高粱河、双歧沟战役的失败。在这样的政权下，这样的氛围下，名将辈出确实是怪事。有宋一代，名将也确实是凤毛麟角。象北宋初年的杨业，被逼得以死明志；曹彬虽被誉为宋初名将第一，也不过是能遵命耳；其子曹玮，在丁谓的排挤下，只能默默无闻地死去；狄青虽功勋卓著，位至枢密，但由于出身武将，最终也只能是外调；最冤莫过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死，“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武人也好，名将也罢，他们的命运只所以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离皇帝的宝座太近，或者说是他们太容易危及到皇权。

　　“重文教，抑武事”基本国策的推行，重视科举制度，极大地扩大了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道路。中举后的优厚俸禄，也极大地吸引着大宋的文人们。这确实培养出一批名臣，但良莠不齐。文人相轻的陋习在宋代相当盛行。经济的发展，使大宋文人们在和熙富足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温文尔雅、端重持默，而太祖所定下的那种宽容原则，更赋予他们甘于自守的借口和理由。他们做不来大事，却不容许别人做事时犯一点错误。为了遮掩自己的劣迹，借批评别人来证明自己并未推卸责任。他们平常自诩正色不阿、鄙斥浮薄，可一旦三月份奋发而起，出乎其上，却又无法泰然处之。操守可称者不免如此，就更不用说其次了，他们往往做出污蔑陷害之事了。此类事充斥有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