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揭秘改变中国留学历史的两封信

在收入方面，包括交换生在内、获得了西方国家资助的留学人员要远远超出国家公派进修人员，当然也要超出国内的工薪人员。为了积累资金公派出更多的进修人员，也为了平息部分“红眼病”患者的嫉妒，中国的外交和财政部门秘密推行收缴留学人员从西方所获得的奖学金、助学金的政策。

舒雨上书

1979年5月30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师、老舍女儿舒雨写了一封没有抬头的信。次日，该信经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张致祥转给了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舒雨的感受和建议。她和另外12位教师于1978年7月被交换到联邦德国学习语言，得到了德方的资助。除房费外，他们每人每月尚有750马克或更多一些的生活费。按照有关规定上缴之后，“除了伙食费在200马克内凭发票向使馆实报报销外，零用钱只有23马克（约合人民币20元）”。这给他们的生活和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他们不敢入乡随俗去酒吧和德国朋友交流，因为买不起啤酒；也不敢接受邀请去德国朋友家吃饭，因为买不起鲜花或小礼物；买包括食品在内的任何小东西他们都索要发票，引得周围的人颇为惊诧，因为德国的很多商店都不提供发票，只应要求提供手写的收据；他们还不得不每月花上三四个整天来仔细核对各种账目……所有这些都损伤了他们的尊严。有些人躲了起来，不愿意见外人，而这又使得外国朋友认为中国人很孤僻。在这封辞真意切的信中，她个人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应该适当提高进修人员的零用费”、“应该简化伙食费报销手续”、“实行勤工俭学，减轻国家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