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雍正反感满汉对立 那时还没“民族”一词

这一非常时期的文化转向，已为今人所同情的了解。八十年代以后的新古史研究，开始重视近代以前中国的特性问题，摆脱用近现代形成的眼光来解释、界定古史的“以今律古”的严重偏颇。但是，几十年的革命史观，对中国的传统所形成的极大割裂，在许多领域依然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认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古代史上的族类国家与近代民族国家的问题。

以“新清史”的核心概念为例，强调清朝在统治过程中的“满族性”，排斥“汉化”对清朝国家建构的重要作用，这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近代思维。

相比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想象的共同体——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和经济精英建构起来的人工物，目的在于培养更广阔的全国性贸易市场、保证海外殖民地的安全”（里夫金），传统中国的多元族群共同体却是从制度到个人、从文化到地域的实质性国家概念。杜赞奇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相比起欧洲各国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性，东亚地区自古就存在着实质的共同体。

古代中国与近代民族国家所界定的几大构成因素存在巨大差别，其一，从夏商周上古时期开始，中国国家的形成过程就是实体国家制度与族群的形成过程。所谓国家制度的核心就是礼制，礼乐文化。礼制是用来安排纳入政治过程中不同族群、区域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制度创造。其二，中国的族群关系，认同的基础具有三大特征：一是道德本位。“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为有德者居之”。《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是对这种道德性政治的最简洁概括。这种观念对中国国家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因为这种道德第一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得中国的周边族群建立了进入中原的文化通道，也使中原文化向周边地区辐射具有了穿透力；第二，文化正当性而非血缘正当性。认同华夏民族，从来不是建立在血缘身份的基础上的，汉与非汉，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汉文化的认同之上。《周礼•王制》说：“中国蛮夷戎狄五方之民，嗜欲不同，通其欲，达其志。”中原地区与周边人民，是这一政治、文化共同体中的五方之民，没有鸿沟和界限。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各族群的交流与融合正是一大特色，不了解这一特色，就不能理解中国；第三，天下共主，因俗而治。在这样一个多元族群共处的古代中国，最伟大的是创造了上古国家与治理体系。其中王畿地区的制度与周边诸侯畿服的权利义务体系，是以“礼制”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这一创制使华夏多元族群摆脱了血缘部族互相仇杀、争夺的野蛮时代，进入以“礼乐文明”为特征的文明时代。这一点，在欧洲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建立之前是不能想象的，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理念很难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