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大饥荒开仓放粮第一案真相：查无此事 照样死人

　　郑德芳的记忆表明，长寿县早在1959年初秋即已饿死人，而纪俊仪对此知情。“我记得是这样的。和纪俊仪不一致的地方，以他说的为准。”作为纪俊仪的老部下，郑德芳无意冒犯他。

　　而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显示，在1960年1月之前，长寿县并未向重庆市汇报饿死人情况。

　　虽然爱人和孩子在农村，但1959年一整年，郑德芳很少回家，除了“回去没吃饭的地方”，还因为“工作多”。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是个需要大庆特庆的日子。“每个县都要写文章，寄给毛主席，‘一县一文’。这是上面布置的任务，长寿县就落在我头上了。”郑德芳说，他写的文章《高山出平湖，灾年变丰年》，刊发在重庆《人民公社好》杂志上。

　　灾年其实并没有变成丰年。但媒体上每天都是利好消息，甚至于在1960年饥荒最严重的时候，《重庆日报》也几乎没有一篇关于饿死人的报道。

　　1959年是大跃进的第二年，长寿遭遇了一场天灾。据《长寿县民政志》，长寿经常出现伏旱，干旱天数常达50日左右，而1959年7月4日至9月13日，连晴高温72天———也就是比普通旱年多旱了约二十天。饥荒开始在这里蔓延。

　　“为啥饥荒？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炼钢铁，好劳力都去炼钢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在家，农田没人搞，红薯都烂在地里。1958年没产多少粮，1959年又天旱，加上四川省领导又充漂亮，收购‘过头粮’（即公粮收购过多）。”郑德芳说。

　　长寿县真的没隐瞒死亡人数？

　　虽然减产，但包括长寿在内，各县市仍热衷于放高产卫星。在虚报的产量数字下，公粮的“过头”收购，使农民失去了赖以果腹的口粮。救济的不及时，加重了死亡率。据纪俊仪1988年的口述，“我们县里死两万多，涪陵（县）死二十几万，丰都死15万，垫江死15万，江北（区）死17万。”1960年前后在长寿县委秘书处工作的王兴华则估计，涪陵县饿死人最多，有20万，长寿虽少也有5万。郑德芳的估计更多些：5万都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