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京字第一号证据记载了什么如何保存下来的

1946年8月1日，战犯乘坐的飞机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降落于上海西北角的大场机场。刚上任不久的“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又称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庭长李良即派令主任书记官李业初率宪兵若干人，用一辆十轮军用道奇大卡车到飞机场等候。

在“华东照相馆”里，年方15岁的学徒工罗瑾在为一个日军少尉军官冲洗两卷120“樱花牌”胶卷时，发现其中有多张是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奸污中国妇女的照片。他激愤难耐，就偷偷多加印了几张，作为日军屠城的罪证保存起来。后来，他将这种记录日军屠城血证的照片积累到30多张。

下午6时，一架美国飞机在大场机场徐徐降落，谷寿夫和前侵华日军第十师团长、香港“总督”矶谷廉介(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枪决)被押解来华。谷寿夫中等身材，头戴礼帽，身穿绿色军服，脚穿黑皮鞋，手提一只小皮箱，神情沮丧地在美军士兵的押解下走下舷梯。

同机押解的士兵用钥匙打开铐在他手上的手铐，然后由上海军事法庭的警官拿出自己的手铐将其铐好，乘上道奇大卡车，在宪兵押解下，来到江湾路1号的上海军事法庭，由法庭验明身份，办毕相关手续后，再押至提篮桥监狱(现为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关押。

抗日战争胜利后，监狱内一幢原来专押外国籍犯人的监楼(与关押中国犯人的华人区域分门进出)被盟军借用，从1945年12月起成为专门关押日本战犯的场所，对外称“上海战犯拘留所”。当时，从日本引渡到中国的日本战犯大多关押于此，然后根据审判的需要，再从提篮桥监狱移押他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