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王安石的“非常相权”与其后的异变

　　宋代立国以来，中枢权力结构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制度程序，陈亮在《论执要之道》里有一段概括性议论：

　　自祖宗以来，军国大事，三省议定，面奏获旨，差除即以熟状进入。获可，始下中书造命，门下审读。有未当者，在中书则舍人封驳之，在门下则给事中封驳之。始过尚书奉行。有未当者，侍从论思之，台谏劾举之。此所以立政之大体，总权之大纲。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

　　这里的“三省”，即指中书门下，是由全体宰相班子组成的最高行政机构。其所议定的所有军国大事与重要任命，不仅先应得到皇帝批准同意，还要经过中书舍人与给事中的封驳(即审议通过)，才能交付尚书省执行。倘若侍从官与台谏官认为不妥，仍可议论与弹劾，及时加以纠正。这样，最高权力层面就形成了相应合理的制衡机制。

　　变法之初，王安石仅是参知政事(副相)，不过宰相班子的成员之一，其上至少还有左右宰相。其时五位成员，舆论曾各有一字评，合起来是“生老病死苦”：生指王安石，生气勃勃地锐意新法；老指右相曾公亮，他因年老而首鼠两端；病指左相富弼，他不满新法而称病不出；死指参知政事唐介，他也反对新法，不到两月就去世；苦指参知政事赵抃，每见新法出台，他便不停称苦。这样，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在“三省议定”环节就可能受阻搁浅而送不到宋神宗那里。王安石后来反对撤废条例司时，曾托出其创设的初衷：“令分为一司，则事易商议，早见事功。若归中书，则待四人无异议，然后草具文字，文字成，须遍历四人看详，然后出。至于白事之人，亦须待四人皆许，则事积而难集。”由此足见，之所以迫不及待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根本目的还是最大限度扩张变法派的权力，“患同执政者间不从奏”，减少变法推进时可能出现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