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庆元党禁：南宋历史的大逆转

　　赵汝愚先从吏治入手，请皇帝颁诏诸路，强调自今“郡邑文武任职之臣，廉必闻，污必纠，毋惮大吏，毋纵私昵”，在全国倡廉肃贪，以期“州县无不治”。在中央官吏任命上，一是延揽在外人才入朝，担任馆阁清贵之职，作为推进改革的得力助手；二是恢复侍从推荐台谏的旧制，防止君主因知人不明而直除失当，确保监察系统的生命力。

　　尽管多出于赵汝愚、朱熹等人的建议与影响，宁宗初政倒也有善可称。他向治心切，诏求直言：“事关朝政，虑及边防，应天之实何先，安民之务何急？毋惮大吏，毋讳眇躬。倘有补于国家，当优加于赏赉！” 他还悉数罢遣光宗召入大内的乐人、俳优与伶官，贬窜了干乱紹熙朝政的那些宦官。

　　当然，对宁宗初政不能估计过高；即便赵汝愚的改革，也还未见有庆历新政那样的总纲领和大举措出台。尽管如此，还是“海内引领，以观新政”。而赵汝愚也“锐意庆历、元祐故事”，有自信成就范仲淹、司马光那样的相业。闰十月，在他的建议下，宁宗下诏改明年为庆元元年，改元诏书充满了对庆历、元祐之治的无限向往：“亲君子，远小人，庆历、元祐之所以尊朝廷也；省刑罚，薄赋敛，庆历、元祐之所以惠天下也。朕幸业承祖武，而敢一日忘此乎？掇取美号，于此纪元。”

　　二、

　　在绍熙内禅中，除去太皇太后，赵汝愚以首席执政主其事，韩侂胄在内外朝间穿针引线，另一位宗室朝臣赵彦逾也参预了决策。新君推恩时，汝愚对彦逾说：“我辈宗臣，不当言功。”对侂胄则说：“我是宗室之臣，你是外戚之臣，怎么可以论功？” 韩侂胄仅升为枢密都承旨，只是枢密院属下执掌传达皇帝密命的从五品武臣。朱熹与叶适都曾提醒过：“侂胄怨望殊甚，宜以厚赏酬其劳，处以大藩，出之于外，勿使预政，以防后患。”但史称赵汝愚“为相，尤重惜名器，不以朝廷官爵曲徇人情”。然而，人心吏风已非庆历所能比，这种正直招来的惟有嗜进者的嫉恨怨望。人们可以说赵汝愚不通权变，以己律人，“忠有余而智不足”，却不能不肯定他为人之正、为政之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