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宋朝管狱官位小权大 杀威棒后的权力腐败

　　否也，管营绝无那么高的思想境界。差拨与管营享受同等的“常例”，无疑也是相互博弈的结果。可以想见，管营在杀威棒的打法上是有决策权的，什么时候打囚犯，是重打还是轻打，他可以说了算。但是，实施棒打的执行权却掌握在差拨手里，对囚犯是重打还是轻打，取决于他的执行力度。所以，想要皆大欢喜，差拨、管营都得送上“常例”，并且大致相等。只有两者利益均沾，他们才会配合默契，共同变通杀威棒的打法，使囚犯逃过一劫。

　　毫无疑义，管营、差拨收受“常例”是一种权力的腐败。所谓权力腐败，就是权力的权利化和权力的非责任化。

　　先看权力的权利化。宋太祖关于新囚犯必须挨一百杀威棒的规定，赋予了管营、差拨棒打囚犯的权力，这个权力是合法的惩治权。管营、差拨正是利用这种合法的惩治权，收受囚犯的贿赂，谋取私利。这种以权谋私行为，在牢城营早已固化为“常例”或“惯例”。所以，当宋江迟迟没有送上“常例钱”之后，戴宗只好主动索要。

　　管营、差拨的以权谋私，取决于他们玩弄权术，利用惩治权的弹性与囚犯博弈，使棍棒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惩治权的弹性实在太大，执行起来可以出现各种结果。诚如沧州牢城营囚犯所说：“若有人情钱物送与他时，便觑的你好;若是无钱，将你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门便不打你一百杀威棒，只说有病，把来寄下;若不得人情时，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宋江由于加倍送了银两，在江州牢城营受到特殊照顾，不仅获得好差事，而且不时外出放风、喝酒。为了获得较好的结果，囚犯只能做出贿赂的选择。

　　再看权力的非责任化。在牢城营，囚犯都是失去原有地位和做人尊严的罪人，他们的人身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管营、差拨等人可以对他们施行合法的惩治权，即使使用过当，导致伤残或死亡，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林冲原是京城八十万禁军教头，至少相当于师旅长级的军官，一旦进入牢城营却什么都不是，差拨见面就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你这个贼配军，见我如何不下拜?……打不死，拷不杀的顽囚!你这把贼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骨碎身。”宋江初见戴宗，戴宗居然将他视为手里“行货”，说他轻咳嗽也是罪过，结果他只似打杀一只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