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油画《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背后的历史

“南京实为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重大作用。”陈士渠、宋任穷等人在回忆录中，都肯定了这一事实。

“我欠了他们的债”

南京解放后，陈修良和她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却被全面“边缘化”。陈修良由市委书记降为市委组织部长，不到一年就离开南京。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少人命运悲惨。研究陈修良多年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宝林写道：“文革”时，有人提出一个流毒极深的论调：“凡地下党员如果没有成为烈士，活下来的就一定是叛徒或潜伏下来的特务。”

1958年，陈修良在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浙江嘉兴农村劳动。她对此是有心理准备的。一年前她的丈夫、浙江省首任省长沙文汉已被定为右派，开除党籍。

当年与她产生深厚情谊，为南京和平解放做出贡献的那些人，几乎无一幸免。

杨兆龙听从妻子和地下党劝说，留在大陆。1952年院系调整，杨兆龙从此再无事业可言。这位通八国语言的法学名家，成了一名俄语教员。

1957年，他在上海民盟主持的座谈会上，呼吁实行民主和法治。不久成了右派。1963年，杨兆龙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75年才同在押的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一起被特赦。释放后，他发现妻子十年前就已自杀身亡，儿子判刑十年，女婿判刑二十年……不到两年，他突发脑溢血，至死都未能得到平反。

杨兆龙去世的1979年，陈修良得到平反。她回到上海，才知道杨兆龙的命运。在上海市高等法院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她说：把杨兆龙留在大陆，是我动员的结果。杨对我党立了大功！是我害了杨兆龙和他全家……我欠了他们的债，现在我要还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