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定于民与定于一：民主建国的两个步骤

　　国权不立的诊断关联于梁漱溟对辛亥革命的看法。梁漱溟把辛亥革命看作一场不像革命的革命：以君主制度为核心的旧秩序被辛亥革命所废除，就此而言，这自然是一场革命；但人们所预期的新秩序——民主制度——并未很好地建立起来，就此而言，辛亥革命又算不上是一场革命。因此他说，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的真实情况是，“新轨之不得安立，实与旧辙之不能返归，同其困难”。[11]与此政治困境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军阀的存在，质言之，军阀是新秩序建立的最大障碍，因为“任何秩序乃均因它之存在而失效，而不得安立。”[12]而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建国，正在于它解决了军阀问题，树立了统一的国家权力，原因在于它找到了民主建国所必需的“武力主体”。

　　在1950年代的梁漱溟看来，既然国家就是阶级统治，那么，民主建国所必需的武力主体必然落实到阶级：“不论是隐是显，是直接是间接，在各式各样国家内，武力却总是以一个阶级为其主体，这是一定的。因为一切国家莫非阶级统治，而统治少不得武力，武力少不得主体，主体自然就是那个阶级。”[13]但他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作为中国社会中某个实际存在的阶级的简单代表而出现的，相反，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经验在于为了建国而制造出一个阶级：“结合一个团体，以统治中国的武力主体自任。这就是从建党入手，再以党来建军建国。我们没有现成合用的一阶级可为武力主体，我们自己便制造一代替品——针对着那所需两条件制造出一‘准阶级’。”[14]

　　在此关联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是必要的。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就是说，“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不过，中国的产业工人，虽然在数量上远远比不上农民，却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因为“他们最富于革命性”。[15]所以他提出，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其前提是必须具备无产阶级的意识，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经历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政治力量，其标志则是建党，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则是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用马克思的比喻来说，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是头脑与心脏的关系。[16]毛泽东自然深谙这个道理，注重思想问题、文化问题，即是以阶级觉悟为其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