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皖南事变新四军受重创不完全是项英的责任

　　论者强知：1939年2-3月，项英曾经与周恩来“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一说“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叭，后来又拒不执行。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耐人寻味。按理来说，周恩来是向项英传达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怎么又和项英“商得”一个“一致意见”？这样做置中共中央于何地？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此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真正下决心实施“发展华中”战略。这可以在刘少奇的叙述中找到佐证为了打开华中局面，193811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所有长江以北的河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但此后“发展华中”依旧没有起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刘少奇承认“我们到达华中以后，继续犯了一个错误，又失去了一些时机。我们当时估计，敌人占领武汉以后，还会继续向内地实施战略进攻，平汉路、陇海路及郑州、洛阳、西安等地会被敌人占领，河南全部会成为敌占区·…..直到一九三九年冬，才改正了这个过分的估计，才确定认识抗战的相持阶段已经到来，才把中心转移到津浦路两侧敌后地区去。”对于刘少奇的这个总结，学术界似乎一直没有注意。

　　“一致意见”本身也需要推敲。首先“一致意见”有不同表述，其次论者在引用“一致意见”时，多未交代出处，只有《新四军征途纪事》指出是依据周恩来《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可以肯定的是，“一致意见”至少不应该与《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相抵触。笔者查阅全文，发现只有“大江南北游击根据地的创造是完全可能的咱一句，可以说和”向北发展“(即”发展华中“)有关。全文突出强调”我们在江南敌后地区确定发展的方向，有三个原则：(1)那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2)那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那个地方只有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非常明确，周恩来与项英的”一致意见“应该是如何发展江南。论者在引用时多省略”我们在江南敌后地区确定发展的方向“这个限定句。省略了这一句，也就回避了”华中“并不包括江南这个事实，同时也就将周恩来提出的发展江南三原则转化为发展华中的三原则，自然也就会得出项英违背”一致意见“、抵制发展华中战略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