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中共历史上真假叛徒：“叛徒”成政治斗争工具

　　了解了这些，对延安整风时期发生的“审干”、“反特”扩大化风波就不会惊诧了。当时大量爱国青年涌入延安以及国民党“反共限共”政策的制定，都让当时中共组织部门和有关部门不能掉以轻心，毛泽东也在一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文章中说：“毫无疑义应该充分注意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对于这类分子的拒绝，应取严肃的态度。”其中，“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论政策》）这是当时对叛徒的一个政策。

　　李秀成、瞿秋白为何被点名？

　　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看似没什么直接关联，但其微妙之处却足以让人深思。到了“文革”前夕，革命时代已经过去，建国已十几年，谁能想到“叛徒”风波这时再次掀起惊天大浪？

　　1963年，《历史研究》第４期发表了一篇由中南海工作人员戚本禹（“中办”信访科科长，后为《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写的《评李秀成自述》，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叛徒”，随即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如历史学家罗尔纲就不同意他的观点。戚本禹与罗尔纲展开了论战，当时戚本禹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就在此时，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达毛泽东，毛泽东阅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写了16个大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据说当时江青还代表毛泽东约见了戚本禹，并对戚本禹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主席表扬了你。你要继续写下去，写完以后，你可以请教康老在钓鱼台‘九评’的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果然，经过康生的“调教”，1964年，戚本禹又发表了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其中明确地提出了“叛徒”问题。到了翌年6、7月间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又说：瞿秋白也是“晚节不终”。李秀成、瞿秋白，这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历史人物，此时提出来重新加以评价是什么意思呢？过了几年，即在“文革”掀起的翌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一个批示，重新提出了所谓“叛徒”问题。6月，康生又在一次谈话中，表扬“红卫兵”在运动中“挖出了许多叛徒和变节分子，作了许多贡献”。在他的煽动下，以“揪叛徒”闻名全国的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总部”下发了《对各“抓叛徒”战斗队的命令》，中共中央也作出了《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中发〔67〕200号）。《通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揭露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包庇的叛徒集团，挖出了一批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分子，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对于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通知》同时也作出了一些规定，要求“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不要轻易公布材料”，“应当把重点放在清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等。渐渐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浮出水面——原来暗指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也因此浮出水面：“远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竟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文汇报》1967年4月2日社论）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在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称：“现已查明，刘少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充当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吊诡的是，时间到了1973年，中共十大又宣布了一项决议：“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被指责为“叛徒”的，还有上了林彪“贼船”的陈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