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中共历史上真假叛徒：“叛徒”成政治斗争工具

　　“叛徒”一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关于对待历史上的“叛徒”问题，除了对革命者“政治道德”的气节大义的考量之外，如果是一个十分具体的指称，则应该对有关事实十分慎重，因为它涉及当事人的政治生命。在政治运动中，它可以是鞭笞和打击革命队伍中出现的真正叛徒的严厉道德武器，也可能滥用为政治斗争中的工具——这样一来，就混淆了是非，不免造成冤案。

　　试举例如下：

　　“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叛徒”在揭发和批判“胡风集团”时，毛泽东曾根据舒芜提供的胡风等人的书信材料在“按语”中写道：“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其中就有醒目的“共产党的叛徒”一条。然而，在被定性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2100多人中，能够被指为“叛徒”和“变节分子”的，大概只有绿原一人，因为他曾被定为“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和“变节分子”。但真实情况是绿原于1944年在后方译员训练班受训时，国民党曾要他去“中美合作所”工作，绿原从胡风处得知“中美合作所”是国民党特务戴笠控制的一个特务组织之后，根本就没有去；至于又说他是“变节分子”，则是根据绿原1940年在重庆被国民党逮捕过，并且供出了他于1939年在湖北恩施读高中时曾和几个同学办过壁报的情况。但当时的绿原只是一个中学生，并不是共产党员，因此他与“叛徒”、“变节分子”毫无联系。“丁、陈反党小集团”中的丁玲1955、1957年，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先后揪出了“丁、陈反党小集团”和“丁、冯反党集团”。丁——著名女作家丁玲，此前还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讲习所所长、《文艺报》主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陈——陈企霞，当时亦为《文艺报》主编；冯——冯雪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发生在1955年和1957年的这两个“反党集团”案件，主要由历史积怨和现实冲突的积聚所形成，是周扬为书记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错误划定的。当时丁玲的一个历史问题成了关键，即她曾于1933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拘禁，至1936年离开南京辗转至陕北，后来指控者称其“自首叛变”——与“叛徒”丈夫冯达继续同居并生有一女、接受国民党每月100元的生活费、给国民党写有一份声明（大意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以后出去后愿居家读书养母”），等等。这一结论制定后，当时颇有反对的声音，于是进行复查，最后中宣部复查小组将之改写为“变节性行为”，但当事人丁玲仍不同意。不久，“反右”运动爆发，重新拟定的结论是：“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显然，这一结论更加严重了。这一结论，毛泽东当然知道，而周扬当年那篇著名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也是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丁玲与毛泽东都是湖南老乡，丁玲还和毛泽东当年的妻子杨开慧是长沙周南女子中学的同学。丁玲成名后，热爱文学的毛泽东当然熟知她。1936年丁玲来到陕北，毛泽东和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为她召开了欢迎会，此后两人经常交谈，毛泽东还为她写了《临江仙》的词作，其中有一句“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见本页左下角）。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对干部进行了普遍审查，当时主持其事的康生首先对丁玲被捕的历史提出质疑，随即丁玲向毛泽东申诉，毛则让她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陈云、李富春）提请审查。最后，审查结论认为：“党内有些同志曾经传说过丁玲同志在被禁于南京的三年中曾经自首，但中央组织部直到今天未听到任何同志提出丁玲同志曾经自首的具体证明，也未见过丁玲同志发表过自首文字和屈服于国民党的文字，因此认为这种传说不能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