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唐朝政府行为对唐人饮茶习俗的影响

　　政府对茶税征收的数额也逐渐增大。贞元九年，“税茶岁约得五十万贯”⑨。随着时间的推移，茶叶税收逐渐成为唐朝政府聚敛财富的来源。穆宗即位后，由于“两镇用兵，帑藏空虚”⑩，在长庆元年（821年）采纳盐铁使王播的建议，“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江淮、浙东西、岭南、福建、荆襄茶自领之；两川以户部领之”(111)。

　　其次，是唐朝政府管理茶税机构的增多、管理人员的复杂，以及管理方式的多变性，对茶叶的经营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朝中央和地方政府双重茶叶管理机构唐中期以后，由于茶利颇丰，各级政府要员由此产生的纷争不断。这种争斗的结果是唐朝中央政府在茶叶产地设置了专门机构，来管理茶叶的生产和收入。大和元年（827年），户部侍郎崔元略与西川节度使商量，取其稳便，遂奏请税茶事。使司自勾当，每年出钱四万贯送省。“近年以来，并不以元奏，并三道诸色钱物，州府多逗留不送，皆不禀奉。今请取江西例勾当，於归州置巡院，自勾当收管诸色钱物送省，所冀免有悬欠。”(12) 而且在“大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是奥区；其次乐平、千越、悉出厥利，总而筦榷，少助时用。於时辖此一方，隶彼四邑，乃升婺源为都置，兵刑课税，属而理之。”(13) 宣宗时，不但唐朝政府对茶叶统一征收赋税，而且各地节度使、观察使，对茶商茶户亦横征暴敛。大中六年（852年）正月，盐铁转运使裴休奏：“今诸道节度使、观察使，置店停上茶商，每斤收搨地钱，并税经过商人，颇乖法理，今请釐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利自厚。”(14) 茶商要把茶叶从茶叶产地贩运到各地市场，面临着层层关卡的剥削。比如，住店茶商所带茶叶要交“搨地钱”，过路茶商要交纳过路钱，甚至“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