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解密三次危机与中国改革起源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出两个结果，按毛泽东的话，“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所谓揭了盖子，就是破除了斯大林神话，苏联神话。引出了改革的话题；此后，东欧国家一直在进行改革探索，最早是南斯拉夫，随后是波兰、匈牙利，后来又有捷克，苏联赫鲁晓夫时期也想改，只是始终没有突破。所谓捅了漏子，就是上面讲的，引起了共产党世界的思想危机和政治危机。

　　对于中国来说，1956年并不存在危机。相反，中国正处在所谓“凯歌行进”的时期，充满着大胜利的气氛。因此，相对于许多共产党的惊慌失措，中国领导人显得从容得多，自信得多。对于毛泽东来说，与其说是一个危机，不如说是一个机会，使他可以摆脱斯大林的精神束缚，大干一场，可以比苏联做得更好，走得更快。从另一方面看，这场危机虽然是外在的，但是中国也是学苏联的，而且已经发现了很多问题。毛泽东本人对照搬苏联并不满意，认为它条条框框太多，压抑了下面的积极性，不符合他的全民动员的思路。正因为这两方面的动因，促使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话题。不只是毛泽东、陈云、邓子恢、李富春、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做了很多思考。主要在两方面：一个是扩大民主；一个是经济改革。

　　关于扩大民主。从年初的知识分子会议，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呜”，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两个万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到八大提出防止个人崇拜问题，再到号召党外帮助共产党整风。这些举动当时在国外引起误解，认为毛泽东在搞“自由化”，赫鲁晓夫很不满，匈牙利的反对派甚至把毛泽东引为知己。其实，他们都没有理解毛泽东。我分析，毛泽东扩大民主，主要有三层考虑：一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出力；二是有意借助党外的批评冲击官僚机构的沉闷空气；三是希望树立一种显得比苏联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新形象。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甚至对美国制度表露出某种兴趣。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意图让知识分子或民主党派来分享政治权力，他提出“双百方针”基于一种政治判断：相信“争鸣”不会僭越雷池，触动政治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