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赵匡胤《太祖誓碑》在宋朝具有宪章性质

2.臣下则应该培育忠信之正，做到“忠信醇厚”。

这就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前提——“君臣交儆”。有此“君臣交儆”，而后可以“君臣共治”。“共治”之际，士大夫在“忠信醇厚”品质之后，最需要提供的就是军政智慧；帝王在“防非窒欲”品质之后，最需要提供的就是决断方向。但如果不能做到“君臣交儆”，士大夫则无能做到“忠信”，也就不大可能提供有益于邦国的军政智慧；帝王如果无能做到虚怀纳言，也就不大可能为国家运转提供正确的决断方向。士大夫的军政智慧，则主要由“上言”而体现。士大夫的“上言”是帝王战略决断的重要依据。阻断了士大夫“上言”，帝王的决断也就成了独断。

《太祖誓碑》在大宋具有大法、宪章性质，虽然不是成文法，是“秘法”，但此事够得上伟大。“言事人”于千年之前就实现了“免于恐惧的权利”。老赵立国伊始即诉诸于“天下为公”理念，奠定当时世界范围内罕见的政治格局，是大宋帝国也是中国传统的极大光荣。后来的大宋名臣范仲淹有言：“祖宗（太祖太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记：为何“不加农田之赋”？

金：此事关系民生。老赵宁肯宫禁生活节俭，也不苛求民间财富。传统帝王“以天下奉一人”，这个活儿，老赵不干。他的节俭深得中庸之道，他不刻意节俭以邀名，他非常喜欢宫中宴饮，经常与臣下、亲族、异邦使者觥筹交错，但他不会奢侈无度，就是因为他知道民生多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