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病夫”“黄祸”一百年：中国人心中“敌人”面目的变迁

但甲午之后，民族存亡的危机大大刺激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播，“种战”一说风靡一时，启蒙者的自省很快从器用不如人上升至制度不如人、思想不如人直至身体不如人，故“病夫”一词很快发生转义，由虚入实。据作者考证，对此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之名文《新民说》：“我以病夫闻于世界，手足以瘫痪，以尽失防护之机能，东西诸国，莫不磨刀霍霍，内向而鱼肉我矣，我不速拔文弱之恶根，一雪不武之积耻，二十世纪竞争之场，宁复有支那人种立足之地哉。”梁氏痛感于国人在身体与精神上的虚弱，恐必将在未来的种族竞争中失败，故用“病夫”一词以刺激之，意在唤醒国人。因而可以稍带一笔的是，中国最初的女性解放思潮，其本质上并非基于女权观念，而是因孱弱的女性无法生育强健的后代，会加剧民族灭亡的危机，故需改变女性缠足之陋习，给予其教育的机会，以此提升子嗣的素养，其本质上仍是站在男权及种战的立场之上。这一论述不但将身体强健与否这一个人问题裹挟于国家的兴亡的宏大叙事之中，影响之深远甚至波及至现今。即以毛泽东本人而言，无论是其早年“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之论，还是晚年关于开除球籍的譬喻，皆不难看出种族竞争之说的影响。而中国恐怕是世界上唯一将“爱国”与“卫生”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运动加以推行的国家，其原因很简单，国人身体之孱弱盖缘于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而“卫生”则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没有卫生便没有强健的国民，便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爱国卫生运动也成为新中国荡涤旧社会、塑造新国民的重要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