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病夫”“黄祸”一百年：中国人心中“敌人”面目的变迁

但即使在此时，东亚病夫一词依然是自省式的，并不是后来所理解的西方人强加给中国的蔑称，而将西方人在中国倾销鸦片，戕害国人体质，从而造就了东亚病夫这一链条串联起来，构成反帝的历史叙事，则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至于国人所熟悉的外国大力士欺侮我为东亚病夫，霍元甲式的英雄愤然出战，扬我国威的传奇故事，则是在1920年代以后，借各类通俗演义的生花妙笔才逐渐流行开来的。这些故事如果不能说是完全子虚乌有，无疑也经过了大量的渲染与增饰。稍有意思的是，早期故事中欺凌我们的多是西方大力士，尤以俄国为著，稍后直至当下，反角多由日本浪人扮演，这倒是在不经意间透露出近代以来国人心中“敌人”面目的变迁。

尽管当时国人以“病夫”自视，但在西方人的眼中，形象倒非如此无能，这便涉及杨著中讨论的另一主题——“黄祸”。十九世纪末，随着华工逐渐输入欧美，吃苦耐劳而又工资低廉的华人凭借着“低人权”的优势，引起部分西方人的恐慌。西方人尽管鄙视华人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但对于华人能在这样恶劣的生活环境中维持高强度的劳作并生存下来的能力深感畏惧，认为数量庞大而又惯于耐受苦难的中国人将会是西方文明的威胁，由此成为日后排华运动及黄祸论的一大渊源，西方人对于华人能在低劣的环境中维持建康的观察与梁启超东亚病夫的自省两种相去甚远的对国人身体的描述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对比。

 “黄祸”一说缘起于德皇威廉二世著名的《黄祸图》。这幅完成于甲午战争结束之时画作，其所指的东方威胁是驾驭着龙（中国）的佛陀（日本），提醒欧洲列强警惕战胜了中国的日本对旧秩序的挑战，所以鲁迅就曾说过“但那人并不是孔子，倒是佛陀，中国人实在是空欢喜”。但在救亡图存危机感的驱使下，国人颇勇于对号入座，反倒自居于“让西人产生敬畏之情的黄祸”行列，将其作为正面的形象大加渲染，其逻辑在于，若西人亦畏我强，则我自当奋起，在黄白对抗的种战之中争取胜利。故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皆为日本人的胜利而欢呼，因为这象征着黄种人亦能战胜白种人，其中若有若无地透露出中国自强的希望。在亡国危机压迫下生长起来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具有王明珂所谓“一截骂一截”的特征，一方面歧视肤色较深的黑人与棕色人种，视其为劣等愚昧之民族，故遭灭种之祸，而又自信“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为之事，黄人无不能者”，甚至通过对上古神话的创造性诠释，论证中国人种与文明西来说，力主“黄白同源”。刘师培著名的《思祖国篇》所思之故国乃是巴比伦也，欲以此证明中国本非劣等种族，通过改良与革命，足以与西方列强争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