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甲午战争与现代中国国家观念变迁：从臣民到公民

几乎与王韬同时，生于广东香山、世居澳门，后到上海为外商当买办的郑观应写了《易言》一书，于1880年出版。在此书中一篇不到500字、名为“论议政”的文章中，郑观应也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的议会制度。认为这种通上下的君民共主之制与中国三代法度相符，所以“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务使上下无扞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固有可预期矣”。

参加洋务运动的官员薛福成在1890年出使欧洲后，对议会制度也有了较深的认识。在出国前，他认为西方国家的富强在于工商发达。到欧洲后，他进一步认为工商的发达与民间资本容易组成大公司有重要关系，而这些的基础则是议会。同时代的马建忠、陈虬、陈炽等人也对议会作了不同程度的介绍。这些介绍，使国人对西方的议会制度有了初步的了解。

但是，他们主要仍是从中国传统“通上下”、而不是从现代宪政限制君主权力的角度来理解议会制度。陈虬在1892年编就的《治平通议》一书中宣传变法，发展工商，但对议院也认为仅是“通上下之情”。陈炽在1893年写就的《庸书》中对外国议会对君主财政的限制略有介绍，但最后还是从议院使国家“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一心一德，合众志以成城”，终使国家强大、而且“民风日舒，君威亦日振”的角度来论述议会制度的。

直到1894年，郑观应感到十几年前写的“论议政”有明显不足之处，专写“议院”一文，详论议院作用与功能。这篇文章表明十几年后，他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认识更加完整、也较前更为成熟，代表了那个时期国人对议院认识的最高水平。